B3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医科研发展方向的影响

梁尚华 章原 赵咏芳　张苇航

摘要：中医学在长期的对抗疫病的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诊疗体系，在当今疫病防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在回顾中医防治疫病历史的基础上，特别围绕着SRAR、新冠疫情期间中医科研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梳理，借以总结中医防治疫病的认识规律，挖掘不同时期的治疗经验，以便结合中医抗疫的科学研究，为未来的新发传染病诊治的中医科研提供借鉴。未来中医药抗疫的科研发展应重点关注几方面工作：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完善中医科研攻关机制；强化临床与科研一体化建设；建立中医疫病科研常态研究；开展中医科研的国际协作。

关键词：新冠肺炎 中医药抗疫 中医药科研

梁尚华，男，医学博士，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医文献研究所所长。从事医史文献和中医药文化的研究工作

章原，男，文学博士，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医文化学研究。

赵咏芳，女，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处处长，骨伤科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上海市卫生系统“银蛇奖”获得者。从事中医药科研管理。

张苇航，女，医学博士，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副教授。从事医史文献和中医药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中医学是我国的传统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对疫病的防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诊疗体系，在当今的传染病防治工作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世纪以来，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2009年“甲型流感”的治疗中，中医药的价值与作用都得到了明确的展现。特别是在今年的新冠疫情防治战中，中医药参与的程度之广、之深都有了空前的提高，受到了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在临床救治中的疗效得到广泛认可，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中医对抗疫病离不开科学研究工作，回顾中医抗击疫病的相关历史，总结中医防治疫病的认识规律，挖掘不同时期的治疗经验，加强中医抗疫的科学研究，为未来的新发传染病诊治的中医科研提供借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历史上的疫病研究

    从古到今，疫病对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疫病的流行都非常频繁。根据文献资料来看，历代有记录的大疫达500余次。鉴往可以知来，中医药在数千年同疫病的长期斗争及防治过程中，对疫病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实践中创立了独具特色和优势的中医疫病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繁衍昌盛，不断发展，与中医药的保障之功可谓密不可分。

1、古代的疫病研究

中国古代关于疫病的记载出现非常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与疫病相关的卜辞。成书于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对具有感染性和传染性疾病的临床表现和发展规律进行了初步总结，认为此类疾病皆由外界因素导致，都具有发热的症状，故称为“热病”，并设立了《素问·热论》《素问·刺热》《灵枢·热病》等专门论述“热病”的篇章，为后世外感热病的辨证和治疗奠定了理论基础。

东汉末年，素有“医圣”之称的医学家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撰写了《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伤寒论》作为为外感病专著，以六经为纲统摄广义伤寒，结合脏腑、经络、气血、正邪等因素，创立六经辨证论治体系，对外感病的发生发展、传变规律及有效治疗方案做出总结，将外感热病的研究推上第一个学术高峰。后唐宋医家在《伤寒论》基础上不断发展，使得对外感病的认识更加充实。明末大疫流行，吴又可在大量临床治疗的基础上，突破前人成见，著成《温疫论》一书，明确提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温疫论·自叙》），将中医学对温疫的诊治大大推进了一步，是古代疫病史上的标志性著作。清代，以叶天士、吴鞠通等为代表的江南温病学派医家，对于治疗疫病又有新的认识。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指出温病与伤寒具有不同的传变规律，确立了“卫气营血”辨证论治的方法；吴鞠通《温病条辨》在叶天士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确立了温病的九大类范畴，即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疟，并创立“三焦”辨证论治体系,标志着中医对外感热病学诊疗规律的认识和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

2、近代的疫病研究

近代以来，中医疫病实践与理论进一步丰富，但随着西医学的迅速发展，中医在疫病防治中的作用与地位趋于边缘化。

以1910年至1911冬季在东北和华北地区爆发的鼠疫为例，由于传统中医对疾病流行的认识和治疗手段皆存在一定局限，使得他们在这场抗疫斗争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在这场瘟疫还未完全结束的1911年4月，清政府在沈阳筹备召开了一次国际性会议，总计有11的国家数十名医生出席，由主持防疫工作的伍连德医生担任会议主席。这场持续了26天的会议形成一份非常详细的《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报告以英文发表，分三个部分分别就鼠疫的流行病学证据、临床学、细菌学与病理学特征等内容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隔离、消毒、预防接种、普及卫生知识等抗疫措施，可以看作是对这次流行性鼠疫的科研总结。但也明确提出“现代卫生学在古老的中国医疗体系中没有一席之地”，反映出中医完全被忽视的状况。

根据这次教训和经验总结，不少中医医家进行了反思，逐渐接受了现代医学提到的预防、卫生等意识，并与传统医学有机结合。如曹炳章在1918年秋季浙东瘟疫流行的背景下著成《秋瘟证治要略》一书，联系当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结合地域发病特点，分别从定名、病原、病理、诊断、证治、鉴别、预防等方面对疫病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仅化裁经典方剂进行辨证施治，同时借鉴传染病学知识，提出从食物、饮料、衣服、居室的角度出发的卫生措施以及隔离法和消毒法，可谓衷中参西之作。

3、1949年以来的疫病研究

1949年以后，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在这种有利条件下，中医学在疫病文献整理出版、疫病理论探讨研究，以及疫病防治领域均取得了较大进展。新中国成立的七十多年来，在防治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肺结核、血吸虫病、病毒性肝炎、艾滋病、SARS、新冠肺炎等过程中，中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医疫病学的学科体系和防治经验，并促进了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疫病的治疗中，中西医结合成为总体趋势，中医药的优势和特长得到了充分体现。如20世纪50年代，以中医为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即是在温病学说的基础上，采用辨证论治的方法，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并在治疗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的临床研究，对各类治疗方法与疗效进行分析评价，总结中医治疗原则和方法，提出中医治疗方案，使得中医药治疗疫病的科研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为中医临床研究提供了良好范本。

要之，从中医治疗疫病的历史来看，中医学在长期的疫病防治过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对于传染病的病因、预防、治疗等有自己独特的认知体系，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治疗方法与原则。同时，在历代的医疗实践中也产生了许多有行之有效的经典名方，如麻杏石甘汤、大青龙汤、千金苇茎方、达原饮等，在现在的传染病防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现代中医科研的理论基础与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

二、SARS疫情与中医科研

SARS即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又称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是由SARS冠状病毒（SARS-CoV）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主要通过近距离飞沫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进行传播。2002年底，SARS在广东首次出现，2003年2月,疫情被确认，同年6月，疫情得到大范围控制，至8月中旬，疫情宣告基本结束。

除2019年12月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外，SARS是近年来影响最大、流行范围较广、临床症状严重且死亡率较高的全球性疫病，截至2003年8月16日，中国内地累计报告SARS诊断病例5327例，治愈出院4959例，死亡349例。在这场疫情的应对中，中医药积极参与，与现代医学并肩作战，不仅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而且有力促进了传统医药的现代科研进展。

1、中医药参与科技攻关

SARS疫情发生后，防治非典成为科技工作的头等大事。国务院成立了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指挥部下设10个工作组，其中专设有“科技攻关组”，负责调动全国范围内的科技力量进行科技攻关，为防治非典型肺炎提供科研支撑。代表我国科技发展最高水平的“863”计划迅速设立了“非典型肺炎防治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制”专项，重点围绕着非典型肺炎病学及诊断技术、临床治疗、应急药物、试剂和疫苗以及紧急防护装备等方面开展研发工作。随着国家层面启动科研攻关，中医系统的疫病科研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迅速展开，针对性地启动了多个科研项目。2003年4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紧急启动“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型肺炎的临床研究”重大课题，该项目同时被列入863计划“非典型肺炎防治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制”重大专项。5月，由中日友好医院牵头的“SARS的中医证候演变规律以及分期分证辨治的临床研究”也申报了“863”计划项目课题。此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各地中医药科研机构也围绕着SARS疫情纷纷启动了不同层级的科研项目。

通过这次联合科研攻关，充分反映了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做好顶层设计，进行资源整合和统筹管理的优势和高效性，为中医药参与当代疫病的防治提供了坚实的科研依据。中医防治疫病的科研成果的取得，进一步促进国家对中医药发展的重视和推动。

2、中医药防治SARS的临床研究

（1）中医药治疗SARS的临床机理研究

在中医药防治SARS的科研报道中，依托国家重大攻关系列课题的临床研究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首先从传统医学角度，通过对SARS的中医病名、病因病机、各期证候特征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系统阐明了SARS的中医病因病理、基本证候特征、演变规律及其辨证论治纲要，明确提出SARS与温病的差异，提出了SARS中医救治方案。在此基础上，对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开展了科学评价,明确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及其作用环节，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根据科技攻关项目研究成果的汇集，以及中医药在SARS治疗过程中的参与情况及疗效评价，总结得出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的机理和潜在的效益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能够有效减轻SARS患者乏力、气短、呼吸急促等临床症状；能够促进病人肺部炎症吸收，稳定血氧饱和度；促进外周血淋巴细胞的恢复、提高T细胞亚群的水平；减少糖皮质激素和抗病毒药的用量及其副作用；减少谷丙转氨酶（ALT）、乳酸脱氢酶（LDH）和尿素氮（BUN）异常的发生率等。

（2）中医药对SARS的临床方法学研究

为了提高疗效评价的科学性，增强临床研究数据的可行度，在具体研究设计中，明确遵循循证医学原则，采用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的研究方案以及国际通用的数理统计分析方法，科学评价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的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同时，还采用临床流行病学和专家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通过建立数据库、统计分析和信息研究等手段，对SARS中医证候特征及其演变规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在信息建设方面，通过对SARS中西医结合治疗过程中的人员培训、数据采集、数据质量控制、信息提取分析等科研环节的实例性分析，提出临床数据质量控制与提取分析管理系统模型，研发成中西医结合治SARS多中心临床研究的数据管理分析系统软件包，该软件包在录入分析权限管理、数据存储加工、全程质量控制、可视化操作和数据传输网络等方面，都大大提升了SARS临床治疗的研究水平，对于医学临床研究方法学和临床实践科研型信息产品的研发都有比较大的促进作用。

（3）中医预防疫病的传统理论研究

在大力开展中医药对SARS临床治疗学研究的同时，从疫病预防角度，部分专家依据传统医学理论、历史文献回顾和证候实例，提出基于五运六气学说对疫病的流行趋势进行深入探讨。如提出重视在五运六气学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中医气象病理医学，以及温病学对于分析预测疾病的发生和有效、独特的救治方法与经验。并据此理论从SARS的发生和证候分析拓展到其后的禽流感、出血热等新型疫病的发病规律预测和研究中。此类研究目前仍以回顾性调查研究为主，前瞻性研究仍在探索和验证之中。但其对中医“天人合一”传统的强调、对整体性的把握以及对系统生态学的重视，值得我们继续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开展进一步研究。

3、中医药防治SARS的方药研究

SARS是一种新出现的未知疫病，中医古籍中虽然没有相关记载，但根据临床证候和发病特点，仍可采取传统中医的辨病、辨证论治结合的方法，在疾病的各个阶段开展预防、治疗和促进恢复。虽然SARS的中医命名根据地域有所不同，如张伯礼建议命名为“肺痹疫”，仝小林建议命名为“肺毒疫”，邓铁涛认为属于“伏湿”，王灿晖等认为应为“风温”“温疫”等，但基本一致的认识是SARS属于“温病”范畴，病机为毒邪挟湿挟热，淤结肺部，后期出现正虚。大量临床资料都显示中医药参与治疗SARS体现出明显的优势，如早期干预可阻断病情的进一步发展，明显减轻中毒等临床症状，缩短病程及发热时间，提高临床疗效，缓解炎症，减少后遗症，并且可以有效降低激素使用量以及西药导致的副作用，减少全身并发症等。

中医以辨证论治为特色，在具体证治中，强调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一人一方。但在疫病流行时期，为了提高诊疗效率，往往以通用药物与复方为基础，便于开展大规模、便捷性的运用。历史上针对疫病也多有专药专方的记载。在防治SARS的中药开发中，便是以传统医学理论为指导，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分析，以具有中医特色的复方研究为核心，开展了一系列药物研究。

根据治疗经验和资料记载，尤其是参考温病学的理论和治验，首先从中医防治SARS有效的方剂和中药中筛选出一批有研究前景的药物，再通过进一步实验研究，从而进行新药的开发和研制。此前研究已经证明，具有抗病毒活性的中药约有250种，其中许多对冠状病毒等有膜类病毒有效，可以通过抗病毒、抑制病毒复制、解热镇痛、免疫调节等在SARS的不同病理环节发挥作用。

截至2003年6月，治疗SARS已进入临床研究的中药有3种：“XYW”抗病毒注射液、扶正祛邪颗粒和荆银颗粒；研究表明可以明显改善非典症状的中成药有8种：包括清开灵注射液、鱼腥草注射液、板兰根冲剂、新雪颗粒、金莲清热颗粒、灯盏细辛注射液、复方苦参注射液和香丹注射液；进入临床研究的中药方剂有3种：即北京佑安医院的“非典1号、2号和3号方剂”；基础研究表明有苗头的中药方剂2种：天津医大总医院研制的“抗萨Ⅰ、Ⅱ号”。其中对8种中成药的研究属于国家“863”科技攻关项目的中药筛选研究。又有研究对迪康注射液、连花清瘟胶囊和复方连蒲颗粒三种中药处方在培养细胞内的抗SARS-CoV病毒效果进行了初步研究，证实其对SARS相关致病病毒有一定抑制作用。

在以上研究基础上，连花清瘟胶囊被证实具有抗SARS病毒、禽流感病毒及呼吸道常见病毒等广谱抗病毒作用，并有抑菌、退热消炎、调节免疫等功效，药效确切。为此，国家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为连花清瘟胶囊开启了药审绿色通道，这也是第一个通过该通道进行报批的中成药，并于2004年5月获得国家药准字批号。

4、后续中医研究

随着SARS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中医科研工作在持续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研究重心开始相应转变，临床研究从起初的综合治疗研究，逐渐转向辨证论治、个体化、恢复期、疑似患者治疗等。

2003年9月,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医药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科研工作，应对可能再次发生的非典型肺炎疫情，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制定了《2003-2004年度全国中医药系统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工作方案》，对于后续中医科研工作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包括建立临床研究协作网络、建立科研专家队伍、加强研究单位科研条件建设、做好科研保障等具体措施。2004年8月，第十届全国人代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此次修订明确将中医药纳入了我国传染病防治体系，从法律层面为中医药参与防治传染病提供了保障，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科研水平，相关的制度也逐步开始渐成体系。2010年2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临床科研体系建设方案（试行）》，该方案明确提出了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临床科研体系建设的目标和具体措施，对于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独特优势，强化中医科研工作的支撑作用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无疑，这些后续的中医科研工作的部署对中医疫病研究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中医科研工作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强化和发展,特别是作为后续工作，中医疫病的科研工作日益受到重视，不断从科研机制上逐步得到提高。根据相关的统计，截至目前，以2010年所确定的41家中医药防治传染病重点研究室（临床基地）建设单位作为主力军，通过持续开展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研究，已经成为面对突发、未知传染病中医药开展临床救治和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可以说，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系统的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临床科研体系。

三、2020新冠肺炎防治与中医科研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要综合多学科力量，加快科技研发攻关，为新冠疫情防控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中医药系统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参与疫情防控，为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注入了强劲的中医药力量。这其中，中医科研临危受命，积极参与科研攻关，在优化诊疗方案，筛选有效方药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科研保障。

1、中医药参加科研攻关

面对严峻的防控形势，国家层面的科研攻关工作迅速展开。1月21日，由钟南山院士担任组长，14位专家组成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专家组宣告成立。科研攻关组主要聚焦五大主攻方向，成立了九个专班，其中专门设立了中医药专班，由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院士牵头作为总负责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力配合，动员各方面相关的科技力量，积极推进中医药疫情防治重点科研攻关工作，并着手建立中长期中西医结合传染病防控机制。

中医药专班下设专家组和任务组，专家组由包括国医大师、两院院士等在内的专家共同组成，任务组由临床救治、机理研究、方药筛选和体系建设四个祖组成，各有不同的工作侧重点。如临床救治组积极参与和指导医疗一线的临床救治工作，并在临床观察的基础上，总结推出了“三药三方”等中医药的有效方剂；机理研究组针对清肺排毒汤的机理进行了相关基础研究，发现清肺排毒汤不但能起到整体调节作用，而且可以参与到免疫、抗炎、内分泌等生物学过程，抑制细菌内毒素的产生，从而可以调节免疫功能、消除炎症。专班还由仝小林院士牵头，针对恢复期康复的中医药干预开展了专项研究，其研究成果已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中医康复指导建议》中采纳。同时，专班还安排王琦院士和黄璐琦院士两个团队，针对复工复学后聚集性人群和无症状感染者的中医药干预工作进行了专门研究。

2、筛选“三药三方”

   前期在病毒机理尚不清楚，无特效药的情况下，中医专家借鉴此前的疫病防控经验，从古代经典名方中汲取精华，并根据临床观察诊治的情况，开始了筛选有效方剂和中成药的工作。事实证明，这一方法切实可行，筛选方药的工作进展迅速，专家组迅速提出了中医方案，并且在临床中不断优化，检验临床救治病患中的效果。其中，由《伤寒杂病论》中多个外感经典名优化组合而成的“清肺排毒汤”在试点省份的临床实践中表现出非常好的救治疗效。于是2月6日，在前期临床疗效良好，筛选方药取得阶段性进展的情况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向全国各地疫病防治前线推荐采用“清肺排毒汤”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随着中医科研攻关工作的进行，包括清肺排毒汤在内，一共出现了六种有效方剂，合称“三药三方”，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救治当中临床疗效非常好，为疫病的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谓“三药”系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颗粒、血必净注射液三种药物的合称，这三种药物均是在近年的疫情防控中发挥过作用，已经审批上市的药物。如金花清感颗粒是世界上第一个针对甲型H1N1流感治疗的有效方药，曾经在2009年治疗甲型H1N1流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次治疗新冠肺炎患者过程中，临床观察证实该药对于治疗新冠肺炎的轻型和普通型患者同样有确切的疗效，可以缩短患者发热时间，改善相关免疫功能。与金花清感颗粒一样，连花清瘟胶囊同样适合治疗患有新冠病毒肺炎的轻型和普通型患者，它是在2003年SARS时期研发的治疗流感的创新性中药，在这次治疗新冠病毒发现其可以有效地缓解和减轻患者的发热、乏力、咳嗽等相关症状，有效降低转重率。血必净注射液系注射用药，具有化瘀解毒的功效，它同样是2003年非典期间研发的中成药，对于新冠肺炎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在早期与中期的治疗都具有良好的疗效。

与“三药”相比，合称“三方”的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都是在这次新冠疫情期间在临床筛选中脱颖而出的方剂。清肺排毒方来源于经典方剂，系由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多个经典方剂（包括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优化组合而来，根据临床研究的数据，该方可用以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轻型、普通型和重型患者，对于危重型患者，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合理使用该方。化湿败毒方和宣肺败毒方是黄璐琦院士团队和张伯礼院士团队在临床救治一线观察总结出来的有效方剂，都是吸取中医经典名方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优化组合而成，在改善患者相关症状、有效缩短病程等方面都显示出了良好的疗效。

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通过中医临床科研结合所筛选推出的“三药三方”无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但在临床救治中具有确切的疗效，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而且在面对新冠病毒肆虐、疫情严峻的关头，有效地鼓舞了人们的信心和斗志，体现了传统中医药治疗疫病的独特价值和作用。

3、中医临床诊疗方案制订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医科研在临床诊疗方案的研究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继1月中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下简称《方案》）首次发布以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专家组不断对疫情情势和临床救治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并对已发布的《方案》进行相应的修订。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方案》前后修订达七次之多。总体来看，《方案》明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属于中医疫病的范畴，患病起因系感受疫戾之气，病位在肺，其基本病机特点表现为湿、热、毒、瘀。《方案》要求各地应该根据当地气候特点、病情特征以及患者体质等综合考量，并予以辨证论治。

在1月22日印发的《方案》(试行第三版)中，已经细化中医治疗方案相关内容，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分为湿邪郁肺、邪热壅肺、邪毒闭肺、内闭外脱等4类中医证型，并提供了各证型的推荐处方（表一）。

从《方案》第一版到第七版，无论是从流行病学的特点，还是诊断标准、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法，乃至于重症治疗手段、出院标准等一系列内容，都发生了诸多的变化，呈现出不断细化完善的趋势。但细加比较可以看出，中医药诊疗方案在历次《方案》中所占篇幅逐步扩大，这既是对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作用的肯定，也是中医药科研人员对疫病认识不断深入与完善的体现。

　总体来看，中医科研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提供了有利的科研支撑。特别是在早期面对未知疫病、无特效药的不利情况下，积极科研攻关，积极借鉴历史经验，深入探求经典名方，并结合临床救治进行观察，迅速形成了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方案并不断进行修订完善，成为了此次疫病救治“中国方案”的重要特色和突出优势。

三、疫情防治对未来中医科研发展方向的启示

“大疫出良药”，中医药正是在数千年同疫病抗争的实践中不断成长，不断积累经验，才形成了独特而有效的诊疗体系。新世纪以来，在2003年的非典疫情、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的防治疫情工作依靠科研攻关带动，整合多方资源,不断探索中医、中西医结合防治疫情的有效方法,对相关疫情防控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新世纪以来的几次疫情防治，特别是时下仍在进行的新冠肺炎的防治中来看，中医药科研工作有诸多的经验可以总结和吸取，从而对今后的中医科研工作有所借鉴。

1、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

中医学历史悠久，不但有着丰富的医疗实践，而且有自己深邃而系统的基础理论。历代医家遇到重大疫病事件，都往往会寻根溯源，从经典理论中寻找解决之道，并结合实践进行调整，往往都能从中得到启示。疫病研究自然也不例外，中医药防治疫病有丰富而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技术，是古人在疫病防治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的智慧结晶。如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孙思邈的《千金方》、吴又可撰写的《温疫论》、吴鞠通著的《温病条辨》等不同时代的医籍，都是历史上研究疫病疗治的经典著作，蕴含着丰富的中医疫病防治理论、治疗实践、药物等内容。对于这些历史传承下来的医学文献资料应进行深入研究，对当下和未来的疫情防控均具重要理论和应用价值。

新世纪以来，无论是SARS和甲型流感，还是新冠疫情，虽然属于突发、新发疫病，但从中医疫病的角度来看，都可以从历史上的疫病疗治理论和实践中受到启发。在近年的抗击各种疫情的实践中，以经典名方为基础，创制了很多新药方，如2004年5月获得国家药准字批号的连花清瘟胶囊，2009年应对H1N1全球大流感时期创制的金花清感颗粒等，均是中医疫病诊疗历史经验与现代科研成果的结合。

虽然近年来中医疫病科研发展迅速，但相对而言，包括中医药疫病理论在内的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属于中医科研的“短板”。事实已经证明，中医看似“简单”的辨证论治理念和诊疗模式有着极强的生命力，着眼于未来可能面临的未知、新发急性传染病，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部署以及相关学科的建设中，应进一步加大对中医药基础理论的深化研究，这对于未来应对新发、突发疫情以及对中医学自身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2、完善中医科研攻关机制

    从疫情防治中的科研攻关工作情况来看，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对于推进重大传染病的科研攻关至关重要。这既是中国大一统制度优势在科研领域的体现，也是顺利开展中医科研工作的前提和保障。

不论是SARS疫情，还是新冠肺炎疫情，中医参与科研攻关机制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医科研攻关机制能够集中全国中医科技优势、调动全国中医科技力量、整合全国中医科技资源，全力以赴做好防治疫情科技攻关工作。如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中医药研究和临床救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在“特事特办，急事急办，超常规运作”的科技攻关机制下，能够迅速围绕着重点目标，将临床救治、科学研究等迫切的问题作为首要任务，集中优势力量和有限资源，这无疑对缓解或控制疫情，提高防治效果，减少死亡率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

因此，着眼于未来中医药应对疫病防治的工作，应该不断总结经验，将日常研究工作与科技紧急攻关有机结合，进一步完善中医科研攻关机制，促进科研效率与应对能力的提升。

3、加强临床科研一体化建设

从近年来历次疫情防治的经验来看，面对疫情，临床和科研一体化建设同步推进是非常关键的举措。面对新发、突发的疫病，临床救治无疑是头等大事，因此，在疫情爆发与防治中，应该将临床救治与科学研究同步进行，一方面开展中医特色的临床分析，确定发挥中医优势的治疗方案，迅速用于临床救治，另一方面同时针对进行相关资料进行汇总分析，同步开展中医科研。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治过程中，中医药科研与临床紧密结合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医药有效方剂筛选研究成果多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如清肺排毒汤便属于“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有效方剂筛选研究”专项的重要研究成果。该专项于1月27日在山西、河北、黑龙江、陕西四个试点省份紧急启动，在临床疗效观察中显示，采用清肺排毒汤救治的肺炎患者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在此基础上，遂于2月初向全国推荐使用。

在临床科研一体化过程中，各种新技术手段的采用也值得关注。例如作为第一个在疫区启动的重点项目，科技部应急攻关项目“中西医结合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临床研究”在研究中采用了现代信息手段，病区内用手机APP 采集信息，即时传输到外面平台进行数据处理，极大地提高了研究效率。因此，利用现代技术优势加快中医大数据平台建设，全面提升中医科研水平和临床服务能力也是亟待加强的重要工作内容。

4、加强中医疫病科研常态研究

随着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与扩张，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也相应地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对人类的健康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信号便是人类不断面临传染病的新挑战，新发传染病呈快速增长态势。面对传染病流行的新形势，中医科研不仅是应对当下疫情的应急举措，而且是面向未来的长远之计，加强中医疫病科研的常态化研究无疑是具有战略眼光的选择。

从新世纪以来疫情工作的常态化研究来看，中医抗疫科研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例如，以关键词“SARS”和“中医”在万方医学网上检索自2003年至2020年的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情况，可以看出，针对SARS的理论研究自2003年始，虽然持续在进行,但是却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轨迹（表二）。

     （表二：SRAS相关学术论文发表情况分布图）

可以明显看出，相关的研究在2003年集中涌现，也是最高峰，有197篇。在2004年和2005年，也出现了集中发表的现象。但此后迅速下滑，至2007年发表的相关论文降到了17篇，而2019年则为0篇。

吸取疫情过后研究降温的教训，中医抗疫的科学研究应该采取相关措施，需建立常态化、持久化、制度化的研究机制。相关研究机构平时应该针对科研人才储备、科研经费保障等方面有计划地持续推进工作，以便有备无患。同时，不同的研究机构之间要协同创新、资源共享，加强多学科和跨学科联合攻关，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必将不断取得中医抗疫的新成果。

5、开展中医科研国际协作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疫情的传播范围与速度都呈现出新的特点，特别是牵涉的国家多，范围广，防控难度大，面对这一趋势，国际间的科研协作必不可少。在今年2月，日内瓦召开的新型冠状病毒全球研究与创新论坛重要目标便是协调全世界范围内的科研力量，共同应对疫病的挑战，寻求诊疗方案，推动疫苗的研发。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的蔓延，中医药不但为我国的疫情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其独特的疗效也日益为世界所知。不少国家都开始借鉴中国治疗经验，其中包括使用中医药的方案和药物治疗新冠。如连花清瘟方等多种中药，不仅在国内大范围使用，而且还输出到国外，为国际疫情防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些年来，中医科研在国际化方面已取得了长足进展，我国学者每年发表的与中医药相关的SCI论文达到了3000余篇。但同时也要应清醒地看到，中医药的科研、中医药的国际化仍任重道远，未来中医药的科研应该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加强国际合作，与有关国家和组织的科研机构共享数据和信息，共同应对疫病的挑战，为人类的健康共同贡献智慧和力量。

当然,在看到中医药在疫情防治中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要意识到中医药科研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诸多“短板”。虽然在新世纪以来的疫情防治中，中医药参与的力度和深度不断加强，但整体来看，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作用尚未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实质性参与传染病防治工作还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如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参与的力度之大已经前所未有，但相对而言，仍然是西医药占据了大量临床试验的资源，而涉及中医药治疗相关的临床试验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相关的试验所占比例都远比西医药落后。2012年，曾有研究对我国2006至2010年间的中医药科技资源现状进行过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中医药研究重大疾病的科研集中度并不高；医院仍是主要的科研力量,虽然科研团队总体上素质比较好,但有接近一半的科研团队处于相对低投入、低产出的水平。

目前，虽然我国的新冠疫情防控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备受世界瞩目。但放眼全球范围内，新冠疫情还在持续肆虐之中，尚未出现特效药和相关疫苗。大疫当前，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医药行业应该直面挑战，牢牢把握住发展机会，特别是中医药科研工作者，更应该全力以赴，勇于探索，为取得疫情防控最终胜利贡献中医药的科技智慧与力量。